袁州经典红色故事-袁州会议 永放光芒

事件经过：

袁州会议：1930年9月中旬，红一方面军撤围长沙，进入江西并占领袁州之后，于同月29日在袁州（今宜春）召开的一次总前委扩大会议。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、朱德、朱云卿、杨岳彬、黄公略、蔡会文、林彪、罗荣桓、彭德怀、滕代远、邓萍、张纯清、吴溉之、袁国平等。会议中心内容是：统一认识，解决部队的行动方向问题。经过讨论，与会者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，确定先打吉安。（参考资料①李敏，孔令华主编. 中央革命根据地词典[M]. 北京：档案出版社, 1993.12.第37页。）

1930年夏，几场大雨下来，赣江洪水猛涨，巨浪象野兽般奔腾。天空乌云密布，电闪雷鸣，大树在狂风中颠摆，眼看一场更大的暴风雨就要来临。7月24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一军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樟树，立马赣江洲头，凝望远方。在此之前，由于李立三“左”倾冒险主义把持的党中央，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，认为军阀混战，革命形势乘机发展，红军攻打大城市，一举夺取全国胜利时刻来到！并提出了“会师武汉，饮马长江”盲目口号。当时，毛泽东、朱德组建的红一军团正在福建长汀休整训练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不得已按照中央的指令来到赣江流域准备攻打大城市南昌。

赣江之水汹涌澎湃，天空乌云风卷翻滚，一场倾盆大雨又瓢泼而下。风雨中的毛泽东同志岿然不动，高瞻远瞩，从刚刚截获的敌人密电中得知，南昌及附近的敌军兵力布置是：南昌地区一个旅，抚州地区一个旅，吉安地区一个旅，都属张辉赞十八师；另外，在吉安还有敌军三个团，他们相互呼应，随机支援。面对这种敌强我弱的形势，毛泽东断然决定不去攻打南昌，并向中央发电“若直进南昌，则敌人主力没有消灭且在我军后，南昌又四南皆水，于势不利”。之后，下令西渡赣江直取高安。

7月27日清晨，东方欲晓，军号声划破长空，红一军团高举着红旗一举攻占高安县城。守城国民党保安团二百多人，慌忙逃窜，溃不成军，瞬间全被歼灭。敌团长当场击毙，缴获长短枪二百多支，子弹六箱，红军满载着胜利品凯旋而归。并打土豪，分田地，成立工农协会，工农运动蓬勃发展。在高安期间，又面对中央强硬的毫无商量余地攻打大城市的指令，毛泽东不得不有所应付了。但又得到消息，敌军戴岳部、朱耀华部似乎有向南昌靠拢之迹象，配合南昌之敌防御我军之势。7月29日，故红一军团发出《进占牛行车站的命令》：“故乘虚渡河向南昌对岸前进攻击牛行车站为目标，举行八一示威”。8月1日，红一军团派出二个纵队到达南昌对河，攻击牛行车站，敌人龟缩城里不还一枪，不出一兵。红军八一示威目的已到达，旋即收兵。同日，下达了《南昌撤围向安义奉新整顿的命令》。8月2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红一军团总部进驻奉新县城。

风云突变，形势急转。当毛泽东、朱德等在奉新得知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攻占了湖南省城长沙时，立即决定回避南昌而去支援接应红三军团。于是，红一军团所部先后经过靖安、上高、宜丰、万载等地，每到一地都宣传革命，张贴红军标语，如“工农群众团结起来”、“红军万岁”、“当兵就要当红军”等，开展打土豪分田地活动，组织工农运动。8月20日清晨，并于行军途中的湘赣边的文家市，与国民党军戴斗垣旅遭遇，展开了一场决战。红一军团在当地革命武装和群众配合下，突然向敌军发起袭击，枪炮声，冲锋声响成一片，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激战，“敌3团1营及1机枪连兵力被我消灭殆尽，俘虏官兵3900多名，缴获步枪1400支，水机关2挺，手机关、轻机关等17挺，驳壳枪100多支，子弹数万发。”骄横不可一世的敌旅长戴斗垣开枪自杀，这是红一军团自福建长汀出发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。毛泽东、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转战宜春数县期间，狠狠打击了国民党地方势力，消灭了保安团及地主武装，极大地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积极性；同时，打土豪分田地，开展工农运动，恢复、发展和壮大了革命根据地，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军旗招展，战马嘶鸣。天空的乌云随风飘去，雨后的青山格外清新，远远望去整个天地一片蔚蓝。8月23日，毛泽东、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与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军团汇合。红三军团攻克长沙时，正值长沙城内兵力空虚，随后敌军调回兵力组织反扑，敌强我弱，双方力量悬殊。红军见状主动撤离，在撤离途中与红一军团汇合。当日，召开第一、第三军团前委会议，决定两支部队合并组成红一方面军，共3万余人，朱德任总司令，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兼总政治委员，彭德怀任副总司令。随后，又按照中央指示，对长沙进行了围攻，但由于敌人增加了兵力又有防备，久围未决。9月12日，红一方面军前委立即下令撤出长沙，向萍醴方向撤离。

当时的宜春县城属于江南小镇，一条秀江穿城而过，两边街道皆由青石板路与小木板房构成，小贩、莱市、商铺满街都是，热闹非凡，具有典型的江南水乡韵味。9月29日，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率领红一方面军总部进驻宜春县城（古称袁州），总部设在原东风大街张天成药铺。这时，虽然长沙撤围了，部队也相继进入了江西境内，但当时的党中央反对红一方面军的做法，仍然强调要去攻打大城市。而三军团亦有相当一部分干部也对李立三“左”倾路线危害认识不清，不愿意打中小城市，发动工农，创建革命根据地，也是一味地要求攻打南昌及长沙等。面对这种情况，为了统一认识，统一行动步伐，在革命关头作出正确地选择。当天，就在张天成药铺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，史称“袁州会议”。出席会议的有：毛泽东、朱德、彭德怀、黄公略、林彪、罗荣恒、滕代远、朱云卿，杨岳彬、邓萍，张纯清、吴溉之、袁国平等，会议记录李井泉。会议主要就先打吉安，还是先打南昌、九江展开讨论。

虽然是午后，但乌云遮得天空一片漆黑，小鸟也飞进了树巢，张天成药铺却灯火通明，油灯透过窗纸射出一丝丝光线，仿佛给这个漆黑的社会，照明了方向。会上，毛泽东等认为必须先攻打吉安，战略上主动，吉安孤城一座，偏隅一方，且周围皆红区，群众基础好，敌人力量不强（只有一旅兵力），又难有增援之兵，加之我地方武装“八次攻吉”，已将敌围困数月，使之锐气大减，惶恐不安。以我现有条件，攻下来把握性大。同时，攻打吉安又有很重要的意义，对赣西南几百万人民鼓舞甚大，并可使赣西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，对向袁水流域推进，朝南昌附近发展，争取江西全省政权的胜利大为有益。但是，三军团的部分领导同志坚持不同看法。他们认为攻打南昌，九江，以达会师武汉之目的乃中央指示，必须执行。甚至有人质问毛泽东“执不执行中央路线”。对此，毛泽东把打吉安与打南昌、九江进行了详细的比较，耐心细致地进行顺服工作。毛泽东指出：南昌、九江缺乏吉安那样有利于我方至条件，敌军有重兵把守。两次长沙之战对敌震动极大，况南浔铁路畅通，援兵极易调集。我们有蛮攻长沙之教训，敌强我弱，故忌重蹈覆辙。为了争取作出“先打吉安”的决定，毛泽东采取了灵活的策略，作了些必要的让步，提出部队打长沙后伤亡甚多，急需补充，待打开吉安补员后，条件具备，再北上攻南、浔二地。这样，会议取得了较为一致的意见，先吉安的行动计划被正式确定下来，以一军团攻取吉安，三军团置袁水以北，威胁南昌，阻击援敌。会后，红一军团于当日午后6时，在宜春下达了《由宜春出发到达阜田集中的命令》。

此时恰值中央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带着8月29日中央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、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抵达宜春，要一方面军返湘再攻长沙。毛泽东在宜春同他促膝谈心到深夜，以充分的理由说服他放弃返湘攻打长沙的主张，仍按总前委决定的原计划进行。

10月4日，红一军团攻克吉安，又占领附近许多县城，使赣江两岸的根据地连成一片。红军在赣西南控制的地区一时扩大到30多个县，红一方面军更是得到空前发展，扩至4万人。

袁州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，毛泽东同志在会上有力地抵制了李立三“左”倾冒险主义，放弃攻打大城市，转而攻占中小城市，创建革命根据地，从而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，又一次挽救了革命，挽救了红军，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和不朽功绩！（信息来源：袁州区档案馆）